不畏艱難 執著探索·六十余載科研堅守與擔當——東海站張叔英研究員訪談錄
引 言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心系祖國和人民，不畏艱難，無私奉獻，為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中華民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新時代更需要繼承發揚以國家民族命運為己任的愛國主義精神，更需要繼續發揚以愛國主義為底色的科學家精神，東海站特別策劃“弘揚和踐行科學家精神專欄”，并將持續推出弘揚和踐行科學家精神系列活動及報道。
張叔英：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6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物理系。1962年起在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東海研究站工作，1985-2003年，先后任中國科學院東海研究站研究員、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1987-1995年，任副站長，2003-2007年任特聘研究員。1982-1984年，受聘任加拿大多倫多市HUNTEC公司高級研究員和項目負責人；1995-2007年，先后受聘任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大學名譽訪問教授和悉尼大學訪問學者；2004年-2019年擔任《聲學技術》主編。歷任第6、7、8、9屆全國政協委員，第6、7屆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第5、6、7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第10、11、12、13屆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第10屆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員會秘書長和第1、2、3屆九三學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多項社會職務。1983年起先后參加美國聲學學會、中國聲學學會和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并在1998-2003年任上海市電子電器技術協會理事長。
Q1：張教授，您從事水聲探測技術研究和設備研制工作已有數十年，在科研中記憶最為深刻的成果，能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在東海站工作的數十年中，很幸運能夠相繼得到多項挑戰性和實用性很強的科研任務，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科研成果，與合作者一起獲得了國家有關部門頒發的12項獎勵和5項國家專利。至今，我已是一個87歲的老人，但是對取得這些科研成果的經歷還有比較清楚的記憶。
我從1962年至1967年在東海站工作的初始階段中，就得到獨當一面開展科研工作的機會，相繼完成了4種水聲測量儀器和一種水下脈沖聲源的研制工作，這為我以后承擔研制大型水聲探測設備的科研任務積累了知識和經驗。在文革期間，東海站隨聲學所由國防科委管轄，更名為“京字110第2支隊”，獲得了兩項聲吶站的研制任務。我在負責完成其中一項任務中測頻系統的研制工作后，隨即負責主持并完成了新一代“主動聲吶站”的預研工作。“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東海站隨著聲學所回歸到中國科學院，我本人就主要從事海底聲探測方面的科研工作直到退休。在這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主持完成了“表層、淺層和深層三種類型的海底地層剖面儀”“河底石油勘探用插入氣槍”和“聲學懸浮泥沙觀測系統”等5項水聲探測設備的研制。此外，在聲吶信號處理、海洋聲探測和地層圖像識別等方面開展課題研究, 歷年來本人或與合作者、研究生一起共發表學術論文69篇，還協助國內若干企業開發了幾項新技術和新產品，并且接受邀請分別與加拿大的高科技公司和兩所澳大利亞大學開展合作研究，取得了多項科研成果。
在我歷年來承擔并完成的科研任務中，由當時主要從事水聲考察工作的東海站單獨負責研制一套完整的“主動聲納站”樣機，無疑是挑戰性極強和風險性極高的科研任務，因而我和科研團隊的同事們對此留下的記憶也最為深刻。
研制一套完整的聲吶設備不僅需要有水聲信號處理、水聲物理、電子技術、水下換能器和導流罩以及機電系統設計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儲備，還必須有相當強的制造、加工和器材保障能力。但是，那時我們這一批年齡三十開外的東海站科技人員“初生牛犢不畏虎”，面對這樣的艱巨任務，我們沒有退縮，而是振奮精神。我們邊干邊學，發揮聰明才智和發揚實干精神，積極開展工作。在3年多的時間內，我們一起經歷了在實驗室內廢寢忘食忙于研制和調試樣機的日日夜夜，經歷了在新安江江面木排上的簡陋棚屋內測試水下聲系統的寒冬酷暑，經歷了在當時“文化大革命”動亂期間不顧安危多次出差外地解決研制工作中的協作加工和元器件采購問題。通過努力，我們終于如期完成了整套實驗樣機的研制和交付，隨即在東海和渤海先后進行了多次海上試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在我國，這是應用脈沖壓縮技術取得成功的首例，對當時的水聲科技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因而該項成果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另一項挑戰性很強和風險性很高的科研任務是國家海洋局委托研制的“深地層剖面儀”。這是一項安裝在當時的國家海洋局“實踐號”海洋考察船上的大型海底地層探測設備，采用了30萬焦耳（超過美國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同類設備的10萬焦耳）的水下放電作為聲源，兩條長度50米的拖曳線列陣接收地層回波。在海上工作時，隨著考察船的航行一道道閃電伴隨著低沉的爆炸聲掠過海面，蔚為壯觀。國家海洋局二所應用這項設備獲得了我國海域大陸架的海底地層結構的重要地質資料，還驚喜地得到了太平洋“馬里亞納海溝”海底500米深的地層剖面記錄。因而該項設備分別獲得了“1986年上海市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和“1987年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
在我們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中，“QPY-1淺地層剖面儀”是一項對我國科技進步促進作用大、取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顯著、在國內外聲譽最好的科研成果。這是上世紀60年代國際上正在開發的一種新的海洋地質探測設備。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當時的國家建委、交通部和中國科學院就將其作為重點科研項目，聯合下達給東海站進行研制。在“QPY-1淺地層剖面儀”的樣機研制成功后，交通部水運規劃設計院就立即在從天津到廈門的沿海各港口投入使用。當各港口的技術和管理人員第一次見到隨著安裝樣機的小船航行就能實時獲得港口海區清晰連續的海底地層剖面記錄后，大感新奇，引起轟動。隨后，交通部多次組織了推廣應用這項新技術的學習班和交流會，并把這項新技術的應用列入了我國港工建設地質勘測工作規范。我國從事江河湖海區域地質調查工作的眾多科研和工程單位也相繼推廣應用這項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益。因此，這項成果在1982年上海市首次頒發重大科技成果獎時獲得了一等獎，提升了東海站在科技界的知名度。
張叔英研究員向到訪東海站的專家考察團成員介紹研究室科研成果。
Q2：張教授，工作期間，您既是水聲領域資深的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又擔任過東海站副站長，想請教您，在科研工作、管理工作和帶教學生等多重身份之間，您是如何分配時間的，或者說如何平衡多個崗位工作的時間安排？
我從1984年底結束了在加拿大HUNTEC公司的工作回到東海站后，相繼擔任了研究室主任、副站長和研究生導師。由于東海站不大，當時站領導之間沒有明確分工，在行政管理上我花的時間不多。此外，我從1985年底起一直到2003年退休，在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和市政協兼任了比較重要的職務，又是連續4屆的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時間。但是，我始終明確自己是一名科研人員，本職工作是領導研究室開展科研工作和指導研究生。如果白天社會工作占用了我不少時間，我就一定在晚上補回來，直到完成當天必須做的科研工作。在我退休前，幾乎一直如此。
1984年張叔英研究員結束加拿大Huntec公司工作，回國前該公司董事長送他紀念品并開歡送宴會。
雖然我在東海站工作的科研任務很多，各種社會兼職不少，但各項科研工作的開展一直很順利，沒有感覺到精神和時間安排上有很大壓力，對此我確實深感慶幸。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重大科研項目的研制過程中，東海站的行政和后勤部門給予了有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長期合作，同事之間相互了解和信任，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組成了一個工作能力、主動性和合作精神都很強的科研團隊，保證了我主持的各項科研工作能夠順利開展，并取得成果。
Q3：張教授，作為一位科學家，在科研工作中遇到挑戰和困難時，您是如何應對和克服的？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與我們分享？
我從開始工作到退休，承擔過的科研任務是多種多樣的，有各類水聲探測設備的研制，也有不同領域的理論課題研究，需要的科技知識儲備是多方面的，有的科研任務風險性還很高，因而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必然很多，具體的事例可以說不勝枚舉。我以研制大型水聲探測設備為例，介紹一下我是怎樣開展科研工作的。在接到任務的起始階段，我一定會通過充分的調研和必要的學習，全面和深入分析科研任務中的難點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可行的實施方案，并思考和準備在可能出現意外時解決問題的預案。在工作開展過程中，我隨時關心每個團隊成員的工作進度，有困難就及時一起研究解決辦法。在遇到影響項目進展的大問題時，通過整個項目組成員一起商討，或果斷修正實施方案，或尋求外協單位一起解決問題，確保科研任務的順利完成。
Q4：張教授，科研工作一路走來，有哪位科學家在您的成長過程中影響最大，為什么？
在我成長過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聲學所的締造者汪德昭所長。他是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大科學家，在多個學科領域，特別是為發展我國聲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他給予了我恩師般的教誨、指導和支持，摯友般的信任、關心和幫助。我為自己能夠在他領導的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工作和成長感到由衷地慶幸。
我從事科研工作的另一位引路人是東海站第一任副站長劉春奎。他在1964年從一份美國的科技刊物上看到關于用于海洋地質探測的新型脈沖聲源的報道后，就指引我對此進行研究。從此開始，我就一直在海洋地質的聲探測領域開展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此外，我必須感謝朱西和楊仕卿等東海站的第一代站領導。他們雖是復員干部，但信任知識分子，尊重科研人員，對我承擔重要科研項目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和幫助。特別是楊仕卿站長親自參與了多項具體科研工作，多次出面安排和實施海上試驗，為取得科研成果做出了實際的貢獻。
我還要感謝的是當時東海站車間的6位工人師傅。他們的技術水平和等級很高，精通車、鉗、刨、銑等各種加工操作，是我們能夠完成多項大型水聲探測設備研制的技術保障。
Q5：張教授，我們知道科研工作是依靠團隊協作才能攻堅克難；在平時工作中您和自己的科研團隊是如何溝通相處的？您認為作為一個科研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什么？
科研團隊的協作是科研任務能否圓滿完成的關鍵，尤其是對于需要很多科研人員和協作單位參與完成的科研項目更是如此。對此，我深有體會。
科研項目的負責人無疑是搞好科研團隊協作的關鍵人物。他必須對科研團隊每一位成員的業務能力有充分了解，在科研工作安排中能夠揚長避短，使每個成員能夠發揮作用，做出成績，體現價值。在團隊成員的工作遇到困難時，負責人要及時幫助解決。科研工作進程中出現意外事故，要分清是非，并勇于擔責。在科研任務完成或獲獎后，負責人必須充分肯定每個成員的貢獻，切忌厚此薄彼。此外，負責人對團隊成員的個人生活情況盡可能有一定的了解，出現困難時在工作上給予相應的安排，并盡可能提供必要的幫助。
1995年2月，張叔英研究員（右2）等4名東海站科研人員與澳大利亞實驗船上的船長和兩位船員合影。
Q6：張教授，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在數十年的科研工作經歷中，有沒有一些有趣的背后故事？
由于我承擔的科研任務大部分是研制水聲探測設備，需要在海上開展試驗工作，因而新奇有趣和激動人心的經歷確實不少。其中令我大開眼界和最為興奮的一次經歷是1974年12月在渤海進行的主動聲吶探測試驗。
我們研制的主動聲吶站樣機安裝在某船上。試驗前，東海站負責人（楊仕卿和我）與協作方一起開了一個協調會議，確定海上試驗過程中被探測目標的航行路線以及制定彼此間的通信協議。
在試驗實施過程中我和船長在指揮臺上發布指令，航行安全由船長負責，我發布試驗過程中的相關指令。項目組成員分別負責進行主動聲吶站的操作和在船上的實驗室內記錄試驗數據。很幸運，整個試驗過程中海面風平浪靜，各項試驗都取得了圓滿結果。特別是，當我們得到主動聲吶站在本船靜態和運動狀態下都探測到遠距離水下目標的記錄時，項目組成員個個欣喜若狂，所有人員都為之振奮。這是應用脈沖壓縮技術的主動聲吶站探測在我國同類試驗中首次取得成功。
Q7：張教授，在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您的家人對您的工作是如何支持的？
我妻子是一位從事園林植物研究的科研人員，因此她了解開展科研工作的艱辛和一個科研項目負責人承擔的責任和風險。她對我經常忙于工作顧不上家庭事務十分理解，一直默默地主持我的工作，并為我取得科研成果感到高興。
但是我本人對自己的家庭，特別是對我的兒子，始終有一種沒有盡到責任的歉疚感。我兒子1962年出生，上學階段恰逢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在小學和中學的學習幾乎是走過場。這一階段我正在東海站緊張開展兩項聲吶站的研制工作，沒有時間顧得上關心和輔導兒子的學習，導致他在文革結束后沒能考上正規的大學得到深造，一度很受挫傷，也影響到他以后的人生發展道路。這是我和妻子一生感到內疚的憾事。
Q8：張教授，您一直在關注著海洋聲學領域和東海站的發展，對于今天中國的海洋聲學發展以及科技發展您認為還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做的？以及您看到的這幾十年來我國的海洋聲學與科技發展達到了一個怎樣的階段？
我退休至今已經25年了，主要住在澳大利亞悉尼。在這段時間內，國內外海洋聲學領域像眾多其他學科領域一樣取得了快速的進步和發展。東海站也今非昔比，規模和科研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科研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開展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雖然我在退休期間還擔任了多年的《聲學技術》雜志主編，審閱每一期的論文來稿，對這些情況能有一些了解，但是畢竟很有限，也很片面，沒有能力對所提的問題作出有真知灼見的解答。
關于海洋聲學領域的情況，我推薦東海站科研人員，特別是帶頭人，讀一下在《聲學技術》2025年第3期發表的一篇題為“水聲學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綜述文章，內容較新，也比較全面，對今后科研工作的選題有參考價值。
考慮到我們成功研制了多種類型的“海底地層剖面儀”，還指導研究生開展過“地層剖面圖像識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初步結果。我希望東海站科研人員能有興趣繼續這方面的科研工作，與從事海洋地質調查工作的單位合作，研究應用現代人工智能技術，有效地解決地層剖面儀的圖像識別問題。我相信這是一個能夠得到研究經費支持的有實用價值的科研項目。
1990年張叔英研究員（左1）回訪日本地質研究所時，與日本科學家討論地質圖像問題。
Q9：張教授，從2004年—2019年期間，您一直擔任《聲學技術》刊物主編，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感受嗎？對未來《聲學技術》雜志的發展方向，您有什么好建議嗎？
《聲學技術》創刊至今已經44年了，是一份在國內外有很好知名度的聲學刊物。我在擔任主編15年內見證了《聲學技術》的出版質量和在科技界的影響不斷提高。隨著聲學技術在各個科技領域的推廣應用和發展，《聲學技術》刊物的投稿人不僅來自大學和研究所，還來自多方面的企事業單位；不僅有研究生，還有高級的專家、教授和工程師。在《聲學技術》上發表的文章被認定為有價值的科研成果，成為科技工作的一項考核指標。
前不久，《聲學技術》編輯部開了一次編委座談會，對刊物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審稿流程優化和青年編委的培養等問題進行了很好的討論和規劃。對此，我十分贊同，一定會對進一步提高刊物質量發揮作用。在此，我衷心祝愿《聲學技術》越辦越好。
Q10：張教授，近年來國家對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越來越重視，您如何看待這些要求對科研工作者的意義？
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無疑是開展科研工作的前提要求，關系到科研工作能否順利開展和能否取得令人信服的有真實價值的科研成果。國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必然會大大促進和保證我國科研事業的發展和進步，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有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和取得越來越多的振奮人心的科研成果。
在東海站以往六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也存在一些有關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方面的問題，雖然問題不大也不多，但也是必須受到重視。希望東海站領導緊跟形勢，開展和加強有關科研誠信和學術規范方面的教育，促進東海站的科研工作不斷進步和不斷取得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為我國的聲學科技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Q11：張教授，您對現在的年輕科研工作者有什么寄語？如果請您分享科研工作中最寶貴的經驗給現在的年輕科技工作者，您最想給他們分享什么？
在我對以上一些問題的解答中已經提到了我以往開展科研工作的一些體會和經驗。其中有一些對現在的年輕科技工作者開展科研工作也許還有幫助，例如關于重視科研團隊建設和有效發揮集體作用的問題。
現在的年輕科技工作者接觸到的知識面既廣又新，可以應用的技術手段既多又先進，開展科研工作的條件越來越好，但是科研課題的難度和要求也一定會越來越高。因此，這就需要年輕的科研工作者開闊眼界和勤于學習，廣泛關心和調研本領域相關的國內外信息和資料，積累多方面的新知識儲備，而且要既動腦又動手，重視科學實驗。由此，在接受科研任務時就能心中有底，不怕挑戰，工作開展能夠比較順利，有利于取得科研成果。
Q12：張教授，能與我們分享一下，您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嗎？
在我達到退休年齡時，我的孫子在上海的初中上學。作為我以前對兒子沒有盡責輔導他學習的補償，孫子在2007年初中畢業后，我就結束在東海站的科研工作，隨家人一起去澳大利亞悉尼居住，主要任務是輔導我孫子高中階段的學習，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高中畢業考試取得了各科全A的好成績，榮獲了學校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頒發的學習全優獎章。接著他以高分考入了悉尼大學并獲得獎學金。在悉尼大學Honour級別的學習（類似于本、碩連讀）畢業后，他立即受到Facebook公司的聘用，在事業發展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
由于我在澳大利亞期間繼續擔任《聲學技術》主編和特約審稿人，每個月都有刊物來稿的審閱工作，至2025年3月底終止，有記錄審閱的論文來稿累計為3255篇。另外，由于我在東海站工作期間和澳大利亞的悉尼大學、新南威爾士大學和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因此，在悉尼居住的十多年中，我能夠與這些單位的教授和科研人員繼續保持聯系，為聲學所科研人員的來訪和開展合作研究等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特別是，在此期間我和悉尼大學Ian Jones教授牽頭，分別在澳大利亞和中國先后成功舉辦了4次“中澳海洋科學技術研討會”。
張叔英研究員與Ian Jones 教授
張叔英研究員在悉尼大學指導研究生
附件下載：
